梁继民教授：从“西电”到“XIDIAN”——梁继民教授谈大学文化和特色西电建设

时间：2009-11-9 9:26:09 来源：西电科大报

记者 张莹莹

“文化不完全是刻意营造的；大学里应该经常看到大师的身影；大学文化的建设，教授责无旁贷。”

记者：对师生普遍谈论的西电欠缺文化氛围的问题，您怎么看？解决这一问题，你有哪些建议？

梁继民:对一所大学来讲，文化建设是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。大学本应该是文化集散地，“有知识没文化”是一种怪现象。我们的学生掌握着一定的专业知识，但缺乏广义的“文化”修养，甚至于对“文化”的态度是淡漠的。如何改变这一现状？我想，大学文化建设，教授责无旁贷。教授是学校建设发展的骨干力量，其中也包括文化建设，应该肩负起自己的责任。

对全社会而言，在大众的心目中，科学家一向是“老实人做老实事”的楷模。西电培养的毕业生吃苦耐劳、踏实肯干，这一点很受用人单位的欢迎，这说明社会认可并需要具有这类素养的工程技术人员。然而，对于一个技术人才，要做到优秀甚至杰出的程度，仅有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。山东师范大学的王宝山教授在科学网上发表了一篇博文，题目就是“做一个‘不老实’的科学家”，文章认为，科学家不能只做茶壶，把饺子烂在肚子里，而应该积极占领文化阵地，发挥科学家在文化领域的作用。这种观点非常值得我们的教授借鉴、记取和践行。

文化不应是刻意营造的。我理解的文化，应当是一个组织内、一个群体里的成员有意无意的共同行为逐渐形成的。对于大学来讲，文化建设不单单是办几次名人讲座就能搞好的。就学术文化氛围来说，这些年，我们学校的国际交流、海外学者来访学做得很好，国际上不同的思路与方法起码对我的研究很有启发和帮助，相信对其他的老师和同学也是一样，长期坚持下来对学校的发展非常有益。在此基础上，我认为，大学里应该经常看到大师的身影，不同领域学术研究的交流才是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真正需要的。

“‘西军电’骨子里的东西就像留在血液里的基因，一代代传承下来。随着时间的延续，这种基因也许会变化，也许会减少，但是注定影响是深远的。”

记者：您从本科到博士一直在西电就读，如今又在西电工作，您认为西电的特色是什么？

梁继民：西电的特色是什么？对于我们长期在西电的老师和同学来讲，这反而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。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。只有当我们走出去，才会进一步看清楚自己，特别是能明显感觉到作为西电人的与众不同之处。

为什么今天我们还一直在强调“西军电”？现在学校在职的教师、机关管理人员基本上都没有经历过部队院校时期，但是“西军电”骨子里的东西就像留在血液里的基因，一代代传承下来。随着时间的延续，这种基因也许会变化，也许会减少，但是注定影响是深远的。

高新波老师在前面的访谈中谈到，西电的特色集中体现在“西”“军”“电”三个字上，也就是西北、国防、电子，是对西电历史与现实的高度总结，我很赞同。一所学校的校名，包括它在不同时期的演变，很能说明其特色。威廉希尔WilliamHill官方网站，简称“西电”，在国内就算是不了解西电的人也会顾名思义，看字面意思就能大体知道我们的办学特色。如果拿到国际上，比如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注明“Xidian”，我们的学生到海外求学简历上注明“Xidian”，外国的专家学者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概念。足以见得，我们的国际知名度还很不够。我们学校的英文名翻译为“Xidian University”，而没有像成电那样翻译成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，比较而言，我更喜欢我们西电的这种翻法。我觉得，“Xidian”就是一个名字，我们希望它将来像斯坦福（Stanford University）一样，成为一个广泛传播的名词。这个简单的名字也包含着“特色鲜明、国内一流、国际知名”高水平大学的建设目标和所有西电人对未来走向世界的期许。

“特色”，往往是对过去历史的凝练，是集体共同努力的结果。很多人一路攀登，一路奋斗，别人远处望来，看到了一些山峰，我想这就是我们已经形成的特色。今天的西电不乏小的山峰，颇具影响的小团队，他们都在各自发展。西电建校时期，从国家军事实际需要出发，从而形成了自己最初的特色。从“西电”到“Xidian”，需要我们要探索自己全新的道路了。

“从‘西电’到‘Xidian’，也就是从‘国内一流’到‘国际知名’，将是一个本质的飞跃；现存的考评体系，可以说是用一把全能的尺子衡量所有的教师，不符合实际，也不利于人员结构的优化”。

记者：从“西电”到“Xidian”，您认为我们还有哪些差距，需要做哪些努力？

梁继民：从“西电”到“Xidian”，也就是从“国内一流”到“国际知名”，将是一个本质的飞跃。

一流大学要有一流的科研。今天的科研原则上已经没有“国内一流”，只有“国际一流”。一根网线就是世界，电子信息在全世界范围内共享。除了个别封闭的技术，我们对国际最新水平一清二楚。

我们明显地感受到，这些年来学校确实有很大的发展，特别是2000年以后，学校的科研方式、水平以及成果都有了很大的突破。我们现在缺的，是真正能拿出手的、众人皆知的标志性成果。提起西电，人们能数得清的，在学校的简介、对外宣传中列举的，像第一台气象雷达、第一套流星余迹通讯系统、第一台可编程雷达信号处理机、第一台毫米波通讯机等等，都是很多年前的成果，做出这些贡献的老师在10前，甚至更早前就退休了。我们学校应军事应用的需要而生，这种特色似乎是与生俱来的，强调军工特色没错，优势自然要坚持，但不能故步自封，我觉得一定要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有所突破和发展，学科上要逐步拓宽。

科学研究创国际一流，要面向应用，面向技术，更要面向科学。我们强调科研工作要紧扣国家战略的需求，要满足国民生活的现实需要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但是，就对科学的推动而言，往往是基础研究的作用更大，而不是应用研究。以2009年诺贝尔化学奖为例，三位科学家因为“核糖体的结构和功能”的研究而获此殊荣。媒体称，其研究成果现实意义重大，被广泛用于新抗生素的研制，以减少患者的病痛和拯救生命，甚至称该研究成果将会改写癌症、心脏病的治疗史。然而，获奖者们却回忆说，他们开展研究时并没有想到成果要用于肿瘤治疗等等，只是对于染色体在复制过程中，如何使其保持完整无误这一科学问题感兴趣，随着研究的深入才进而破解了核糖体结构之迷。科学史上，像这样的例子很多。所以要想在科研上有大的发展，我们既要重视应用研究，也要重视基础研究。

王宝山教授在他的博客里谈到，在科学交叉融合的大趋势下，科学家应该多占几个山头。2009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三位科学家本身都不是化学背景的，而是来自生物学和医学领域。学校今年成立了威廉希尔WilliamHill官方网站，我们的研究涉及生物、医学、工程学三方面交叉的学科领域，一部分工作偏向基础科学。我自己以前做的主要是engineering，现在开始做点science的研究工作了。我感觉，现在学校在science上做的还很不够。应用研究使我们跟在时代后面，而基础研究可以让我们走在时代前面，成为引领者。

谈到国际化，在人才队伍建设上，这些年学校强调“走出去”和“请进来”，我自己就是受益者，一年的访学经历让我受益匪浅。我觉得，走出去的意义不在于这期间写了多少论文，更重要的是开阔了眼界。2000年之前，学校的很多做法还不够专业，更谈不上与国际接轨，而今天，我们已经在国际化的进程中取得了明显的成绩。这跟一批又一批中青年骨干“走出去”的经历不能说不相关。再说“请进来”，威廉希尔WilliamHill官方网站院长田捷教授来到学校之后带动了一个学科的发展，今天取得的这些成绩是靠原来的力量无法达到的。

记者：西电的跨越式发展离不开管理水平的提高，您认为学校的管理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努力？

梁继民：通过跟学校各机关部门打交道，我感觉大多数人都是真正想做事的，但是由于体制的和惯性的因素，又有各种关系交织在一起，很难做到让大家都满意。学校的管理从过去延续下来的“管得太严”“统得太死”的现象仍然可见。就像建筑里，处处是门和通道，却只有一条是生路。以“不出事”作为具体做事原则，这显然是管理水平的问题。

中国大学普遍行政化严重，普遍存在的体制问题给科研环境带来负面的影响。比如现存的考评体系，可以说是用一把全能的尺子衡量所有的教师，不符合实际，也不利于人员结构的优化。每一位教师都必须成为拿项目、发论文、善于教学的“全能选手”，研究队伍里人人都得做“学科带头人”。实验室的编制里没有工程师，只能引进博士做很多基础性的工作，实际上，研究队伍层次是不健全的。教学方面，要求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，这对本科教育毫无疑问是有利的。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科研、教学两者兼善，科研搞得好的人可能课讲得一塌糊涂。有的老师论文和项目不强，但是讲课很有经验，而这样的老师在现存体系下几乎没有生存空间，职称考评表里一项一项都是空白，他的工作只能填进“其他”里。这样的考核标准给教师造成了压力，最终结果就是人员结构的不合理配置。

在美国的大学里，机关就是专门的服务机构，机关人员是专业的服务人员。而在国内大学里，不同的机关掌握着学校的资源，变成了“衙门”，而专业的领导岗位有时也不是专业的人在做。这必然会影响管理或者说是服务水平。

“我们自己就是西电的一部分，教师是西电的主体力量，不要仅仅是问西电有哪些问题，还要问我们自己能为西电做什么。”

记者：最后，就西电特色与大学文化建设这一话题，您还想补充些什么？

梁继民：我想谈谈心态的问题。一谈到学校的问题，大家总是牢骚很多，忽视了很重要的一点，我们自己就是西电的一部分，教师是西电的主体力量。

我们与其在私底下讨论什么是西电特色，不如投身于西电特色的探索；与其在私底下讨论什么西电文化欠缺什么，不如为西电的文化做些实事。肯尼迪有一句名言，“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，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”。套用肯尼迪的话，不要仅仅是问西电有哪些问题，还要问我们自己能为西电做什么。（完）

《西电科大报》2009年11月07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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